河南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炎黄广场百位中华历史名人雕像中的班固雕像，班固所处的时代是“书于竹帛”的时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汉书·艺文志》书影，《艺文志》由班固首创，是中国传统目录学上的重要文献。 资料图片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名列“二十四史”。《汉书》凝结了班固家族两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自问世后，便受到读者的喜爱。历史上有许多阅读《汉书》的精彩故事，并形成了读《汉书》的独特方法。本周是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请与我们一道品读古人写《汉书》读《汉书》的故事。

　　班门三杰 接力著史

　　《汉书》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分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其主要作者是东汉的班固，凝结着班固家族两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

　　班固的父亲班彪“性沉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于史籍之间”。司马迁的《史记》，记事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在班彪生活的年代，有不少人将太初之后的史事编录成书，但班彪对这些书的评价不高，认为不足以接续《史记》。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逸闻，作《后传》数十篇”。唐朝刘知几的《史通》说班彪所作《后传》的具体数目是六十五篇。

　　班彪有二子班固、班超和一女班昭。班固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与当时人读书的风尚不同，班固“不为章句”，也就是不纠缠于一字一词的意义为何，而是“举其大义”。

　　班彪去世之后，班固回到家乡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他认为父亲所作史书还不够详尽，决定继承父亲的事业，撰成一部更详尽的史书。然而，灾祸很快就降临了。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私撰国史，班固因此被投入狱中。多亏了其弟班超的奔走，他向朝廷详说班固撰史的用意，才使班固因祸得福，被授予兰台令史之职。

　　班固成为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得以阅读大量宫廷藏书，这为其著史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班固的史才逐步获得朝廷认可，朝廷允许他继续从事先前的著史工作。从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至75年）受诏著史，到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年至84年），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基本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汉书》甫一问世，就受到时人的追捧，“学者莫不讽诵焉”。

　　《汉书》中的志，历来获得很高的评价，《地理志》《食货志》《刑法志》《艺文志》均为班固首创，很能体现他的史学才华。其中《汉书·艺文志》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现代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树立了根据官修目录来编撰正史艺文志的典范，创立了以纪一代藏书之盛为特色的史志目录体例，对于后世利用正史来反映各代的图书典籍情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班固著《汉书》亦存遗憾，就是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班固的妹妹班昭“博学高才”，汉和帝时，她受命参考东观藏书，接续其兄的著史事业，补八表和《天文志》。班昭著史得到了一个名叫马续的学者的帮助，他精通天文学，使《天文志》得以顺利完成。

　　一部《汉书》实是成于多人之手，其中班固的贡献最大，他与司马迁并称“马班”。班氏家族两代人三位史家接力著《汉书》，成为千古流传的美谈。

　　嘱子读史 牛角挂书

　　南朝刘宋的范晔著《后汉书》，为班彪、班固父子立传，在传尾的论中，他分析为何《汉书》能一举成名。他说“迁文直而事核”，司马迁的文辞直率，记事简明扼要，“固文赡而事详”，班固的文辞华美，记事详尽；“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班固叙事风格总体上比较平稳，文辞华美，但并不过度，记事详尽，但体例严谨。

　　《汉书》的文学性与史学性俱佳，拥有众多读者，因此便产生了许多读《汉书》的故事。

　　三国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重，生命即将结束之前，他对其子刘禅有一番语重心长的交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主张以德服人，继而开列了一个短书单给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个短书单中，数量最多的是法家书籍，法家学说对于治国大有裨益。刘备提到诸葛亮手抄了《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但在路上遗失了，希望刘禅通过其他方式找来这些书阅读。特别的是，这个短书单中还提到了《汉书》，蜀汉打出“兴复汉室”的口号，刘备希望其子读《汉书》以了解蜀汉正统的渊源，当然也寄望他通过读《汉书》增长智慧。

　　不知刘禅是否遵其父命认真读了《汉书》。隋代有一个读书人为《汉书》所吸引，甚至在放牛时也不忘读《汉书》。

　　《新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发奋读书，听说当时知名学者包恺在缑山讲学，前去请益。包恺曾随兄长学习儒家五经，随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

　　李密骑着一头牛赶路，在牛角上挂了一卷《汉书》，边走边读。隋朝大臣、越国公杨素恰好在路上看到了这一幕，跟在李密的身后，惊叹于眼前读书人的勤奋努力。李密认得杨素，从牛背上下来，向他行礼。杨素问他读的是什么，李密回答读的是《汉书》中的《项羽传》。与李密交谈后，杨素认为此人识度非凡，令其子杨玄感与之交游。这便是“牛角挂书”典故的由来，此语用来形容勤奋苦读。

　　汉书下酒 八面受敌

　　一部《汉书》，有人从中汲取智慧，也有人从中获得了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宋朝的苏舜钦便是这样一位幸运的读者。

　　宋人龚明之的《中吴纪闻》记载，苏舜钦为人豪放，好饮酒。他在岳父杜正献家中小住时，每晚读书都要喝一斗酒。岳父不解，何以读书要饮如此多的酒，便派人暗中观察。一夜，苏舜钦正在读《汉书·张良传》。张良是西汉开国功臣，谋略过人。当读到张良与门客在秦始皇东巡途中欲行刺，误击中副车时，苏舜钦叹道：“惜乎，击之不中！”遂饮一大口酒。当读到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刘邦大封群臣，张良回顾君臣相遇的过往、辞去三万户赏封时，苏舜钦又叹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又饮一大口酒。岳父获知苏舜钦以《汉书》下酒时，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黄庭坚在写给友人宋子茂的信中曾说，“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可见，黄庭坚认为读《汉书》有助于修身养性，无怪乎有古人读到这则材料，认为较之于“以酒浇胸中磊块”，“以书浇胸中磊块”更好。

　　与黄庭坚亦师亦友的苏轼极爱《汉书》。他抄写《汉书》、背诵《汉书》，还发展出独特的读书方法。据南宋笔记《耆旧续闻》记载，苏轼谪居黄州时，曾担任过司农的朱载上登门拜访，等了好久，苏轼才露面。他向朱司农表示歉意，自己正在做“日课”，没有注意到有人在等他。朱司农问他做什么功课，苏轼答道：“钞《汉书》。”这使朱司农有些惊讶，以苏轼的天资，应可做到过目不忘，何须抄书。苏轼答道：“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他第一次抄，一段史事用三个字做题，第二次抄用两个字做题，第三次抄只用一个字做题。朱司农看了苏轼所抄的《汉书》，“皆不解其意”，苏轼请他“试举题一字”，朱司农选出一字，苏轼立刻将《汉书》中的相应段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朱司农不由赞叹“先生真谪仙才也！”他还将这个故事讲给了其子，说苏轼这样天资高的人尚且勤奋读书，普通人更应加倍勤奋才是。

　　如果记忆是一座宫殿，苏轼所拟的一字题便是路标，指引他通向宫殿中的某座院落。苏轼抄《汉书》尚且不止一次，读《汉书》更是无数，他读《汉书》有自己的方法，即“八面受敌法”：“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像《汉书》这样内容丰富的大部头，要读多遍，每一遍只关注一个方面，正如“八面受敌”，每次只攻一面，反复多次，才能对此书有全面的掌握。

　　有道是“开卷有益”，打开经典，读者获得的益处更多，这些历史上《汉书》的读者便证明了这一点。在浩瀚的典籍中，有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陈彧之）